习近平主席即将出访 外交部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

进一步理顺政府和经济的关系，大幅度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。

新兴市场的独立增长不仅是2008-2011年金融危机阶段最亮丽的一道经济风景，还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阴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，但这边风景独好的态势在2012年发生了根本性逆转，随着风险全球同化的演进和脱钩增长神话的终结，危机影响的震心正从西向东转移，新兴市场甚至堪称经济下滑的重灾区。危险之三是无就业复苏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制肘。

2013年，可能发生的短期积极变化则有：一是第二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明显，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胀效应，但宽松货币的滞后增长效应依旧值得给予希望;二是美国成功迈过财政悬崖的坎，从奥巴马连任后表现出的沟通诚意和共和党表现出的态度转变来看，美国经济的悬崖勒马值得给予希望;三是德拉吉捍卫欧元的承诺得以兑现，从欧洲央行果断出台OMT并极力避免欧元超跌的举动看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完璧前行值得给予希望;四是全球政策协作深入开展，尽管以邻为壑的格局正在悄然形成，但新政要间的沟通将最终决定2013年的全球博弈氛围，在全球经济失速这个统一的大背景下，各国对增长有着共同诉求，取得协作进展多少值得给予希望;五是全球创新力继续增强，尽管2012年下半年苹果股价的大幅下跌预示着市场对其创新力的担忧，但全球范围内新企业的做强、新科技的应用、新理念的流行依旧使得创新延续值得给予希望。其三，从两大阵营看，2013年是新兴反超的一年。此外，受以欧元区OMT、美国QE3和日本QE9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滞后影响，2013年全球通胀压力悄然加大，根据IMF的预测，2013年全球通胀率预估值为3.72%，超出3%的警戒线，其中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率预估值高达5.79%，而且IMF的预测数据很可能低估了通胀的潜在风险。伫倚危楼风细细，面对层峦叠嶂的四重风险，我们能做的只有防险和担忧吗?这个决定2013年全球经济趋势走向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否定的。这种傲慢，表现为对经济周期力量的将信将疑、对双重危机影响的明显低估;这种偏见，表现为对趋势理解的路径依赖、对结构变化的认知不足。

转眼年关将近，又到了往古知今、瞻前顾后的当口。三是对区域性特有风险预判失准，市场对欧元区内德法核心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强势的骤然缩小、对日本债务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大幅上升、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悄然徒增、对美国大选于经济层面的双输演化、对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恶性通胀风险的潜在上升缺乏理性预判。中国是否可以从高增长过渡到较长时期的中等增长，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，主要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层，来克服分利集团的分利行为，而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。

换句话说，很多本来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，因为发展停滞了就爆发出来。中共尽管从理论上看有党内民主，但实际上党内民主的背后力量就是这些分利集团，他们在背后操纵着国家政治。陈旧的意识形态和庞大的既得利益的有机结合，使得中国在明朝失去了成为海洋国家的机遇。随着经济体的扩大，经济增长必然缓慢下来，不管有无其他因素（例如危机）的干预。

中等经济增长可以创造足够的就业，维持劳动收入的可持续增加，从而促成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，或者中产阶级社会。在这些方面，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。

如何看待这种新情况？目前有三种观点。没有一个经济体可以维持永恒的高增长阶段。中央政府有能力把国家带向海洋大国。但是不久，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，在今后的数十年里没有能够继续发展经济，实现国家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转型。

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失误，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严重脱节，导致了严重的结构性问题。当人们都接受这种意识形态，当各种既得利益利用民主的形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任何有意义的政治变化都是不可能的。中产阶层过小，社会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结构，依靠政府用维稳机制来维持稳定，造成暴力机器过度使用，政府和社会之间的高度对立。在当时的中国，无论从国家到社会，中国都有巨大的潜力成为世界海洋大国。

相反，他们都来争抢蛋糕。从意识形态看，这些国家过早地接受了西方民主概念，也过早地引入了西方式民主。

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，是社会稳定最有效的保障。中国历史上的例子是明朝。

所以，在这些社会，中等收入陷阱只是结果，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政治过早陷入了低度民主陷阱。明朝是世界海洋历史的开始。很多年来，中国的确实现了高增长，但也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，那就是已经形成了排他性的发展，即增长越高，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公平，社会越来越分化，越来越不稳定。严格说来，执政党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，而是有许多意识形态。在社会层面，海洋商业趋于发达，当时所谓的东南沿海盛行的倭寇，实际上是中国海洋经济和贸易力量的体现。不过，这个过渡必须处理好。

如果可持续的经济发展，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，民主政治的实现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既得利益集团害怕海洋经济会损害其庞大的利益。

不过，技术创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，什么时候可以发生重大的技术创新，仍然依赖于命运这个变数。进入 郑永年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中国经济 。

中国历史上产生过这种情况，现代很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更是鲜明的例子。要在今后20年间实现可持续的中等经济增长，人们首先需要回答很多基本问题：从前的高经济增长是如何取得的？已经做了些什么？什么领域做过度了，什么领域还做得不够？什么领域还可以继续做？什么领域不可以再继续做？还有什么新的领域可以开创？通过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，人们不仅可以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、现状和今后的方向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明了中国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产生的，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改革应付、管理和解决这些问题，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改革来避免再产生这些问题。

不过，要把国家带入高收入阶段并非容易。从政治层面来说，可持续经济发展更是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经济基础。在社会经济还没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，引入西方式选举民主，对这些社会产生了结构性的问题。如果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里，可以实现中等经济增长，很多问题还是可以通过发展来得到解决。

很多国际组织都把这两个国家视为是亚洲的未来。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，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，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，对国家的发展来说都是关键的。

如果中国能够在未来的20来年间实现中等经济增长，中国就会进入高收入社会消费投资政府经济西方世行归来，林毅夫先生一口气推出了《新结构经济学》、《解读中国经济》、《繁荣的求索》、《本体与常无》和《从西潮到东风》五本著作，全方位地总结了他在世行首席经济学家任上的思考与感悟。

有多少潜力，和能不能发挥这个潜力，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。现在有什么阻碍？一个是双轨制改革遗留下来的很多体制性问题，有很多扭曲，资金和资源的价格人为压低，存在这些要素价格的扭曲，就会过度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，超过我们的比较优势，这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问题，社会的不满，影响我们潜力的发挥。

进入 林毅夫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消费 。上海书评：关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，现在主流经济学界都爱说要转向消费为主。对此，林先生在接受《上海书评》专访时表示，在经济发展上，西方实际上没有一本真经，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未必就适合于发展中国家，我们讨论问题时，不能被理论教条和意识形态束缚住，与其简单讨论说政府干预好还是不好，还不如去总结哪些地方政府干预过度，哪些地方不足。我们从1979年到1998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9.6%，二十年的9.6%增长在全球已是史无前例了。

所以，此一时彼一时也。林毅夫：中国经济的长期、可持续增长，中国要缩小和赶上发达国家必须依靠投资，但我并未如一些人断章取义的那样，强调以政府投资为主体，这是第一点。

因为过去的历史经验都是在错误的指导之下的，都是在赶超战略指导之下的政府投资。再说第二点，接近一万美元，就一定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么？高速增长潜力的决定因素是后发优势有多大，德国和日本在人均收入一万美元时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、七十年代初，其收入水平已经达到当时美国的三分之二，和当时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接近了，代表没有多大后发优势了，当然要告别高增长的阶段。

所以要完善市场体制改革，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。反过来讲，如果基础设施不改善，就会出现瓶颈，在这种状况之下基础设施的投资，回报率怎么会低呢，消除瓶颈的回报率投资会高，数学模型也可以证明，实践也可以证明。